案情简介：

2009年9月，上海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A公司）与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某镇政府所属的成都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B公司）签订《安置房合作建设协议》，并于同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以下统称《协议（原）》），建立类似BT模式的合作方式。

《协议（原）》签订后，A公司成立专门项目部进驻现场。为保障工程顺利进行，A公司项目部积极开展办公用房租赁、办公用品采购，人员安排、资金调配等准备工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此外，A公司还按照《协议（原）》约定，向B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700万元，并借款500万元给B公司。但，B公司却并未开展“天星安置点工程”的立项、审批、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2010年7月，B公司突然提出变更设计方案，要求A公司追加投资，欲对《协议（原）》做出重大变更。因B公司变更后的设计方案，预期投入高达12000万元，超过双方原约定的工程价款7000万元，远远超出A公司的垫资能力。至此，因《协议（原）》无法继续履行，双方产生纠纷

案件分析：

详细了解案情后，刘春雷律师分析道：   ① 《协议（原）》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协议（原）》是B公司未能妥善处理征地补偿及擅自变更设计方案，才无法继续履行。但，A公司并未掌握这一方面的书面材料，需要补充该方面的材料。   ② 退赔的范畴：《协议（原）》解除或终止后，B公司退赔的范畴包括：履约保证金的返还、借款的归还、资金占用费（利息）的赔偿、A公司为工程准备所遭受的损失赔偿。其中，履约保证金、借款和利息的退赔，证据比较充分，法律关系比较简单，诉讼时法院支持的可能性较大。但，A公司为工程准备所遭受的损失比较零碎，需进一步确定。   ③ 诉讼管辖：《协议（原）》的履行地和B公司所在地均为成都市青白江区，若双方产生纠纷，该案应在成都市青白江区法院进行诉讼。因B公司的政府背景，案件很可能受到法外因素的影响，进而使A公司受到不公平待遇。若能将案件放在司法环境较好的上海，则更有利于该案的公平审理。   ④ 执行：因B公司的唯一股东是成都市青白江区某镇政府的工会，且注册资本仅为300万元，而A公司的债权高达上千万元。故，该案的执行风险非常大。

解案经过：

为实现固定合同解除原因、明确A公司损失金额、争取管辖的诉前策略，春雷所以A公司的名义起草一份催告函，详细描述双方合作的来龙去脉，要求B公司就是否继续履行《协议（原）》作出书面答复。

B公司收到该催告函后，主动要求与A公司商谈。后，刘春雷律师和A公司的负责人亲赴成都。经过激烈的较量后，B公司与A公司于2010年8月20日达成《协议》，约定：  ① 因非A公司的原因，B公司与A公司解除《协议（原）》；   ② B公司于2010年9月15日之前，退赔A公司1650万元（其中，履约保证金700万元、借款500万元、损失450万元）；   ③ 若B公司不按期退赔，应按照每日0.5%向A公司支付违约金；   ④ 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由A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

通过这一纸《协议》，A公司顺利实现固定合同解除原因、明确A公司损失金额、争取管辖的诉前策略。后，B公司虽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退赔相关款项。但，经A公司催告后，B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700万元、借款500万元。然而，B公司就450万元损失，一直不肯支付。

为保证A公司的债权能最终执行，李嵩飞律师千里迢迢到成都调查B公司的财产线索，并申请上海市宝山法院对B公司进行财产保全。而后，A公司将B公司诉至宝山法院。

庭审中，B公司以《协议（原）》为无效合同进行抗辩，认为因《协议（原）》无效而必然导致《协议》无效，其关于损失的约定及违约金均无从谈起。刘春雷律师当即驳斥道，《协议》系对《协议（原）》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的确认，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协议》没有主从关系，其效力不受《协议（原）》效力的制约；无论《协议（原）》效力如何，该项目失败责任全在B公司，A公司为该项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是不争的事实，损失也是客观存在的，《协议》关于损失的确认及违约金的约定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宝山法院支持A公司的绝大部分诉讼请求。后，B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执行过程中，春雷所发律师函要求B公司履行生效判决。后，在春雷所的积极斡旋下，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B公司一次性支付A公司500万元。B公司支付后，该案圆满结案。

案件点评：

在该案中，春雷所参与该案的诉前谈判、一审、二审、执行的整个过程。该案的顺利办结，得益于诉前的详细策划及对策划方案的坚定实施。正是如此，春雷所在该案的办理过程中，才真正做到胸有成竹、游刃有余，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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