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体育总局推出了12套广场舞。媒体称，这是中国政府“插手规范老百姓跳的排舞”，是“干预色彩浓厚的中国政府”的又一次出击。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现在的“国标”编舞真的能够流行吗？

大妈们的广场舞从它“出生”就面临着雅俗的拷问，不断经受舆论的冲刷。“跌跌撞撞”当中，广场舞风靡全球的趋势还在在不断强化。到如今，伴随着国家体育总局的国标的推广，将间接推动广场舞的宣传和发展。

广场舞受到大妈们的亲睐，丰富了老年人的老年生活，若是处理好与居民日常生活的关系，是社会的一项良好的休闲运动，现在政府部门“插手”广场舞，为老年人规定了一系列的编舞，大妈们能否买账呢？其中是否存在法律价值和法治思考呢？

一、广场舞“国标”的目的

据体育总局相关人员的介绍，广场舞国标的出台，更多是引导而非垄断。文化的发展，的确需要国家的引导和支持。因此，国家体育总局推出的十二套广场舞编舞，实际上应当是一种推广和指导而不是“招安和限制”。民间娱乐活动的“正规化”是否有利于娱乐活动的发展呢？笔者认为，是否“正规化”和“国标化”不是问题的核心，而是政府的引导是否被误解，是否变味。政府在进行体育健身运动推介，特别是有“框框本本”的模板的时候，要特别强调推出的目的，要立足关心群众娱乐事业的基础上进行调研考察和介绍。在文化的自由安宁的氛围中，政府应当放低身段，即使这十二套“国标”最后“秒沉”，政府也不能“勃然大怒”，而是要以人为本，设身处地去找到问题症结。体育管理部门的初衷是极好的，但是如果政府心态没有放好，那么健身推广只能沦为政府的“一厢情愿”，实际效果不大。

民众为什么畏惧“国标”，不是排斥“国标”，而是害怕权力不能乖乖待在笼子里。当权力猛兽“大逃亡”时，受伤的只会是肉长的民众。也表明政府在做决断时，与民众是有潜意识上的隔阂的，即虽然政府没有这个意思，而民众会习惯性打标签。就像体育总局推出一套编舞，就会被认为是“国标”一般。

回过头来，体育总局放好了心态，做出了引导还不够，还应当提前和地方体育部门打好招呼。否则，地方政府“一头挑子一头热”地把“国标”真当成国标了，那就是行动的“不默契”，目的的“不一致”。到时候，只能全国山河同跳一场舞，各种比赛纷至沓来，大妈们在比赛的“赶场”中过度娱乐罢了。

二、“国标”真的适合老年人吗？

点击体育总局推广的广场舞范例视频，看上去更加的富有活力、更加的动感、热情洋溢、情绪激昂。那么老年人真的吃得消吗？我们还不知道，要随着“国标”广场舞走进广场，才能探讨其适应性。我们不得不说，这一系列的广场舞编舞团队，阵容强大，来自全国的优秀体育专家和医学健身专家强强联手，编舞的质量不容小觑。而“国标”真正普及的效果如何？能否深入人心？笔者认为，必须让“国标”广场舞再度“民间化”，才能让广场舞在“接地气”中良性发展，而不是只被当成“样板”来参观。各地风靡的广场舞比赛，也不能只凭十二套的标准动作来吸引全国的大妈。因此，广场舞的动作指导权，还是下放给大妈们把。

三、广场舞的硬件问题

之前的广场舞新闻焦点都在于大妈们为了跳舞而与周边居民气氛紧张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引导者和好公仆。因为文化事业建设，本身就是各级政府的分内职责。并且，政府有能力解决好这种紧张关系。在我国日趋老年化的社会现状中，社会体育娱乐硬件设施建设发展的压力很大，如何统筹经济建设与大众健身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如何让大妈的广场舞“有地可跳”，让居民“有觉可睡”，考验着政府的行政服务能力。

四、广场舞与 “招商引资”

广场舞尽管费用低廉，但音响、电源、教师都需花销，通常由队伍领头者收取，上海地区每人每月的跳舞费用约5元，成都、北京等地价格也都在此上下，一些较小的团队虽不收费用，但由成员轮流管理设备。

聪明的阿姨们，将娱乐与市场相结合，能够很好解决广场舞的经费问题。而涉及到“钱”的问题，法律必然要抢先考虑到管理和纠纷解决问题。广场舞队伍做广告是否需要受《广告法》限制，广告的形式内容是否需要相应的规范。代言赞助出现纠纷，民事主体是谁？谁有权利主张维权？代言活动达到一定规模，是否征税？

笔者认为，关于广场舞的“招商引资”，广场舞队伍最好形成固定的社会团体，比如建立广场舞协会，广场舞社团，以统一行动，特别是涉及商业活动。而征税等具体问题，还需相关部门的实务研究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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