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红民初字第2830号

原告李××，女，193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孙金刚，天津哲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戴一×，男，195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万××（夫妻关系），1960年4月2日出生，汉族。

被告戴二×，女，195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曾用名戴×）。

原告李××与被告戴一、戴二×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3日、2015年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的委托代理人孙金刚，被告戴一×及其委托代理人万××，被告戴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诉称，原、被告系继母子、女关系，原告与被继承人戴振系夫妻关系。戴振于2013年3月19日死亡。戴振死亡时遗有银行存款，属于戴振与原告李××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50%属于原告李××的个人财产，另50%属于戴振的遗产。原、被告就戴振的遗产继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起诉要求判令：1、原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戴振遗产；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李××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2013）红民初字第481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戴振的抚恤金经过了法院的认证，以及戴振继承人的范围；

证据二、戴振死亡证明，证明戴振已故的事实。

被告戴一×辩称，2013年3月3日原告遗弃戴振出走，戴振病重期间原告对其未尽扶养义务，戴振死亡后被告戴一×第一时间通知了原告，但原告拒不接听，要求剥夺原告的继承权。戴振死亡时其名下的存款均系其个人财产，全部属于其遗产，不认可其中的50%属于原告的财产。

为支持其抗辩意见，被告戴一×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2014）红民初字第243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丧葬费用等已另案解决；

证据二、照片，证明原告没有对戴振尽到扶养义务；

证据三、李××书写的“悔过书”复印件、“关于我回来的条件”复印件、李××写给戴振的信件复印件，证明原告虐待戴振。

被告戴二×辩称，看在原告与戴振结婚多年，对戴振进行扶养的情分上，同意原告继承戴振遗产，具体数额服从法院判决。

被告戴二×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被告戴一×、戴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李××对被告戴一×提交的证据一（2014）红民初字第2432号民事判决书无异议，认为该证据恰恰可以证明原告李××已分担了戴振扣除丧葬费以外的丧葬费用；对证据二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未对戴振尽到扶养义务；对证据三“悔过书”复印件、“关于我回来的条件”复印件、李××写给戴振的信件复印件，因被告戴一×未提交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戴二×对被告戴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依原告李××申请，本院调取了戴振在中国农业银行、北京银行的存款余额，戴振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渤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天津银行的存款余额及2013年3月1日至今的交易记录，显示：1、戴振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0×××22、卡号62×××60）存款余额为1301、16元，2013年3月20日卡取5600元，2、戴振在渤海银行（账号10×××95）存款余额为8、56元，3、戴振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03×××40）存款余额为21、81元，4、戴振在天津银行（账号62×××20）存款余额为20元，5、戴振在其他银行无开户信息。原告李××、被告戴二×对以上调查结果无异议；被告戴一×对戴振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调查结果有异议，认可其于2013年3月20日从戴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0×××22、卡号62×××60）取款5600元，称该款项用于为戴振办理丧葬事宜。

依被告戴一×申请，本院调取了原告李××在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4年1月至2014年7月的交易记录，显示：1、原告李××在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无对应交易记录，2、原告李××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对应交易记录。原、被告对该调查结果均无异议。

本院根据双方的质证意见认证如下：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且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戴一×提交的证据一（2014）红民初字第2432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二照片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其中证据二照片系戴振病重期间的部分照片，无法证实原告未对戴振尽到扶养义务；因被告戴一×未提交证据三“悔过书”、“关于我回来的条件”、李××写给戴振的信件的原件，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本院调取的证据系金融机构出具的个人账户查询结果，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被告戴一×对戴振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调查结果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全部调查结果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1956年被继承人戴振与蔡霞玲登记结婚，生育子女二人即被告戴一×、戴二×，1979年蔡霞玲病故；后戴振与陈玉娥再婚，双方无婚生子女，陈玉娥带一未成年女儿戴红随其共同生活，后戴振与陈玉娥离婚；2004年5月27日戴振与原告李××再婚，双方无婚生子女。戴振于2013年3月19日死亡。

次查，戴振遗有其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0×××22、卡号62×××60）存款1301、16元、渤海银行（账号10×××95）存款8、56元、中国工商银行（账号03×××40）存款21、81元、天津银行（账号62×××20）存款20元。被告戴一×处有戴振存款5600元。

另查，被告戴一×曾诉至本院，要求本案原告李××承担戴振丧葬费用的四分之一，经本院（2014）红民初字第2432号案件审理，确认本案被告戴一×领取了戴振丧葬费7744元，为戴振办理丧葬事宜支出15265元，在扣除本案被告戴一×已领取的丧葬费7744元后，判决本案原告李××承担戴振丧葬支出的四分之一，即本案原告李××给付本案被告戴一×丧葬支出1880、25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案外人戴红明确表示放弃对戴振存款的继承权。原、被告均称除上述戴振存款外，对于戴振其他遗产双方无争议。

在2015年2月16日庭审过程中，被告戴一×及其委托代理人万秀芝哄闹法庭，扰乱法庭秩序，本院对其二人采取强制措施，于2015年3月2日下发罚款决定书，分别对戴一×、万秀芝罚款2000元、3000元，并已执行。

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戴振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0×××22、卡号62×××60）存款1301、16元、渤海银行（账号10×××95）存款8、56元、中国工商银行（账号03×××40）存款21、81元、天津银行（账号62×××20）存款20元及被告戴一×处戴振存款5600元，共计6951、53元，均系戴振与原告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被告戴一×称以上款项属于戴振的个人财产，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认定以上款项属于戴振与原告李××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即3475、76元为原告李××所有，另3475、77元为戴振遗产。被告戴一×称上述5600元已用于办理戴振的丧葬事宜，但（2014）红民初字第2432号案件已对戴振的丧葬支出进行审理，并判决本案原告李××给付本案被告戴一×丧葬支出1880、25元，被告戴一×为戴振支出的丧葬费用不应重复在戴振遗产中扣除。

继承开始后，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本案中，戴振与案外人戴红虽系继父女关系，但戴红已明确表示放弃对戴振存款的继承权，本院予以照准。原、被告作为戴振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当平均继承戴振的遗产，即原告李××、被告戴一×、被告戴二×各继承三分之一。被告戴一×称原告李××未对戴振尽到扶养义务，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继承人戴振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0×××22、卡号62×××60）存款1301、16元、渤海银行（账号10×××95）存款8、56元、中国工商银行（账号03×××40）存款21、81元、天津银行（账号62×××20）存款20元及被告戴一×处戴振存款5600元，共计6951、53元，由原告李××继承所有4634、35元，被告戴一×继承1158、59元，被告戴二×继承1158、59元，被告戴一×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李××4634、35元，给付被告戴二×1158、59元；

二、上述第一项履行完毕后七日内，被告戴一×到相关银行支取戴振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0×××22、卡号62×××60）存款1301、16元、渤海银行（账号10×××95）存款8、56元、中国工商银行（账号03×××40）存款21、81元、天津银行（账号62×××20）存款2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3元，由原告李××负担35、3元，被告戴一×负担8、85元，被告戴二×负担8、85元。（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　婷

人民陪审员　　王立新

人民陪审员　　王宗樑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孙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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